“明星知情共犯”嚇不住虛假廣告

　　再過幾天，《食品安全法》就要正式實施了。作為被公眾解讀透了的“明星代言連帶責任”，或將成為現(xiàn)實。如果僅僅停留在民事責任上，小概率的侵權賠償似乎未必能讓明星代言更為謹慎。于是，有人提出了刑事上的“共犯”一說?？雌饋碚駣^人心，實際上卻讓人很是糾結。根據(jù)《刑法》規(guī)定，生產、銷售假藥、劣藥犯罪，是故意犯罪，構成共犯是以知道或者應當知道他人生產、銷售假藥、劣藥為前提的。明星要成為假藥劣藥的“共犯”，繞不開“知道”這一前提。

　　在“知道不知道”這個問題上，明星天然具有“不知道”的優(yōu)勢：一者，明星畢竟與商家不屬同一利益集團，他們只是以自己的知名度去兌現(xiàn)廣告價值，在享有知情權上，未必比消費者更有動力，既然“知道”了還有可能獲刑，不如直接“不知道”，省力省心；二者，“明星知情共犯”的前提是“知道”，但這一前提需要原告或者司法機關來舉證，除非明星參與違法生產經營，不然，舉證其“知道”內幕的難度肯定不小。

　　一念及此，眾生失望。明星們也想不通：自己只不過擺擺POSE，賣賣嗲，怎么什么事情都扯到自己的法律責任上來？為什么公眾總是和明星代言有著血海深仇似的？搞清這個問題，須明白兩點：一是我國眾多明星的確是賺了不該賺的錢。譬如在美國，藥品廣告很少，醫(yī)療廣告更是少之又少，而且廣告代言人必須是所代言產品的直接受益者和使用者，否則就會被重罰。英國允許藥品做廣告，但是不允許社會名人出現(xiàn)在藥品廣告里。我國則過于“開放”，就好比全球穿保暖內衣的大冬天，忽然有美女穿得異常清涼，公眾關注一下可以理解。

　　二是在虛假廣告這個問題上，我們還沒有找到有效的突破口，往往是“一個虛假廣告倒下去，無數(shù)個虛假廣告站起來”?！稄V告法》有用嗎？有關部門的禁令能有多大的作用？亂象叢生的時候，柿子撿軟的捏，這是人之天性。所謂公共事件，或者民意焦點，也繞不開這個常理。在公眾對鋪天蓋地的虛假廣告束手無策，所謂監(jiān)管或廣告發(fā)布制作者自律它律聽得耳朵起了老繭的時候，忽然新出臺的法律給了我們不一樣的驚喜，拎出了“明星責任”，民意自然樂于積極跟進。

　　其實，公眾心里都清楚，即使把假藥劣藥的虛假廣告代言的明星全罰到火星上去，也解決不了假冒偽劣商品以及虛假廣告泛濫的問題。這當然不是說不要追究其責任，罪刑法定，有多大權利，就得承擔多大責任。但是，如果我們在虛假廣告問題上，只對明星代言熱情高漲，體制機制卻不能事前規(guī)制，卻熱衷于事后懲戒，實在很令人費解。

　　鏈接：明星知情仍代言假藥以共犯論處

　　昨日，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檢察院正式公布了《關于辦理生產、銷售假藥、劣藥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》(以下稱“解釋”)，將于今日起正式施行。同時，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于昨日上午邀請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國家食品藥品監(jiān)督管理局有關負責人對新的司法解釋作出相關介紹。

　　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熊選國在會上介紹，近年來，生產、銷售假藥、劣藥違法犯罪行為比較嚴重，發(fā)生了多起生產、銷售假藥、劣藥犯罪的大案，嚴重危害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安全、藥品行業(yè)的整體發(fā)展和市場正常秩序。隨著形勢發(fā)展，為強化法律適用，有必要對生產、銷售假藥、劣藥刑事案件中的法律問題專門出臺司法解釋，以滿足打擊此類案件的需要。

　　明星代言假藥將追刑責

　　《解釋》中規(guī)定了為生產、銷售假藥、劣藥的犯罪分子提供幫助或者方便條件的行為，例如郵寄、廣告行為等，以共犯論處。熊選國對此表示，假藥、劣藥廣告行為一直以來都是老百姓反映十分強烈的問題，那些明知他人生產、銷售假藥劣藥而在各種媒體上為它提供廣告的宣傳活動，在群眾中造成了十分惡劣的影響。為了使老百姓免受假藥、劣藥廣告的誤導和侵害，于是在此次《解釋》中將廣告行為專門列舉出來，作為共犯來打擊。對于假藥、劣藥的廣告等宣傳行為，今后將加大審查力度和打擊力度，進行更嚴格的審查和更嚴厲的懲處。

　　在此次頒布的司法解釋中，明星明知是假藥仍為其代言，也將被界定為共犯，追究刑事責任。熊選國解釋，對于明星的代言行為，如果他是明知他人生產、銷售假藥、劣藥，符合《刑法》規(guī)定，作為共犯處理是可以的，但這個前提很重要。

　　深圳市蛇口人民醫(yī)院醫(yī)師覃純初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，經常代言的影視明星們，代言必須為百姓的生命健康和安全負責。尤其是藥品，明星代言前必須先審核，弄清楚產品是否合格合法，代言的明星必須自覺承擔起社會責任。此次司法解釋將明星代言問題做出規(guī)定，將進一步規(guī)范藥品市場。

　　是否知情難以界定

　　齊二藥受害人的代理律師陳北元指出，《解釋》的出臺有利于威懾假藥劣藥生產主體，提高法律震懾力，也是對當前較為混亂的藥品市場的一種治理措施，能為假藥案件提供法律依據(jù)。

　　同時，他也指出，《解釋》還不夠完善，需要在司法實踐中進一步細化。例如“齊二藥”案，該藥廠的采購和生產，廠長等都知道藥品原料不合格，還繼續(xù)生產，應該屬于故意生產、銷售假藥行為。但為何不是以生產、銷售假藥、劣藥罪名將其定罪，而是重大責任事故罪呢？關于罪名的認定都還有待細化。

　　熊選國對此也做出了解釋，生產、銷售假藥罪，首先要知道是假藥?！爸阑驊斨馈笔侵饔^的東西，司法實踐中“知道”一般是指行為人的供述或者有關的證人證言，都證明他是知道的，這當然就是“知道”。但有些行為人明明知道是生產假藥，但不承認、不供述，就要靠客觀證據(jù)來證明他是知道的。所以“應當知道”實際上是通過客觀證據(jù)來判斷?！芭e一個例子，《解釋》中有一條‘沒有或者偽造藥品生產許可證或者批準文號，且屬于處方藥的’,作為廣告來講，你知道它沒有批準文號，而且是處方藥，那我就可以認定你是知道的?！?/p>